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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午餐前的一段談話讓我有些許不安。
當時在場的有四個人——朱迪斯、我、博伊德·卡靈頓和諾頓。
我們當時正在討論安樂死——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不過我不記得這個話題是怎麼提起來的了。
博伊德·卡靈頓自然是主要發言者，諾頓時不時插句話，朱迪斯一言不發，不過一直認真聽着。
我表示雖然表面上安樂死應該獲得支持，但實際從感情出發我還是有所牴觸。我還提出，安樂死會賦予當事人親屬過大的權力。
諾頓同意我的説法。他説只有在長期患病無法治癒，患者本人願意並同意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安樂死。
博伊德·卡靈頓説：“啊，但是這樣就很奇怪。當事人真的會像我們説的那樣願意‘了結自己的痛苦’嗎？”
然後他講了一件他説是真事的故事。男主角身患癌症無法手術，整日生活在極度的痛苦之中。他祈求大夫幫助他“結束這一切”。醫生回答説：“我不能那樣做，夥計。”醫生離開之前留了一些嗎啡藥片，並小心告訴患者什麼樣的劑量是安全的、什麼劑量會有生命危險。雖然患者可以輕鬆地拿到這些藥片，並按照致命劑量服用，但是他並沒有那麼做。“這樣足以證明，”博伊德·卡靈頓説，“無論一個人嘴上説什麼，終歸是好死不如賴活着。”
這時朱迪斯第一次開口發言。她的語氣充滿活力，也很突然。“他當然會那樣做，”她説，“這件事根本就不應該由他本人來決定。”
博伊德·卡靈頓問她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