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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全神貫注地坐在那兒，聽波洛對本案的最終解釋。
他説： “我一直為本案的起因發愁。有一天，黑斯廷斯對我説，這個案子已經結了。我回答他，這個案子就是那個傢伙！這個謎並不是謀殺之謎，而是ABC之謎。為什麼他非殺人不可？為什麼他挑選我作為他的對手？
“有人説那傢伙精神錯亂，但這不能算答案。説一個人做瘋狂的事，因為他是個瘋子，這種説法是愚蠢的，只有缺乏才智的人才會這麼説。瘋子的行為和正常人一樣，也是合乎邏輯的，經過周密思考的，只不過在常人看來，他的觀點是古怪的、偏執的。舉個例子來説吧，如果一個人出門，身上只圍了塊遮羞布，還要走到哪兒蹲到哪兒，你會覺得他的行為反常至極。可是一旦你知道他認定自己是聖雄甘地，那麼，他的行為就變得合理了，符合邏輯了。
“本案的關鍵在於想象一種思維方式，兇手製造四起或者更多起謀殺案，而且每次作案之前都會預先寫信告知赫爾克里·波洛作案的時間和地點，這個做法對他來説是合理的，符合邏輯的。
“我的朋友黑斯廷斯會告訴你們，從收到第一封信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沮喪不安。我立刻感覺到那封信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
“你的感覺很正確。”富蘭克林·克拉克冷冰冰地説。
“是的，但是從一開始，我就犯了個大錯。我允許自己的感覺——我對那封信的強烈的感覺——只作為一種純粹的印象存在。我把它當成了一種直覺。在一個健全理性的頭腦中，根本不存在一個叫直覺的東西——受到啓發的猜想！當然，你可以猜——你可能猜對，也可能猜錯。萬一猜對了，你就可以稱之為直覺。如果猜錯了，通常你就不再提起了。然而，通常被我們稱做直覺的東西是建立在邏輯推理或經驗基礎之上的印象。當一個專家感覺一幅畫、一件傢俱或者支票上的簽名有什麼不對勁兒的時候，他的判斷完全基於細枝末節。他沒有必要詳細探究——他的經驗會排除這種做法——最終的結果是留下什麼地方不對的確切印象。但這不是猜想，而是一種基於經驗的印象。
“好吧，我承認，我沒用應有的方式看待第一封信。這令我極為不安。警方認為這只是一場惡作劇。我卻當真了。我相信如信中所言，有一場謀殺案將在安德沃爾發生。你們知道，那裏確實發生了一起謀殺案。
“我很清楚，當時我根本無從知道兇手是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試圖弄明白那件事是什麼樣的人乾的。
“我掌握了一些跡象。那封信——作案方式——受害者。我必須弄清楚犯罪的動機和寫信的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