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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嘻嘻地説，你偽造了我啊。
我對賀叔叔説：我爸爸投奔蘇北解放區的時候，口袋裏有張去美國的船票。誤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給他寫信，説要送他一張機票。他説那張機票不能再作廢，給我女兒吧。他不想去美國，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這裏的事都停了：寫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語氣，賀叔叔仍是聽出了意思：該是還清的時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該是給他些公道待遇的時候了。該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時候了。接納他入訪美代表團，僅僅讓他感覺他沒有白白誤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筆筆從日曆上白白勾銷了。他該得到一個起碼的名分：一箇中國作家，儘管默默無聞。
我想賀叔叔從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斷出找的真話。
你看，我們共和國的中國人經過三十多年，早已習慣去聽那些沒被嘴唇和舌頭印製出的詞句；那些真實言辭唇齒是無法亦無力鑄造的，它們的鋒利形狀，精準意義全在你的聽覺的接受力之外。
後來的事就全是“據説”了。
據説一天賀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樓裏接到一個電話，問他推薦的一位訪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搶”行為。賀叔叔説，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麼文革，哈哈哈。電話追問：聽説他在批判鬥爭大會上跳上台，當眾打了一位著名作家；聽説他和那個著名作家一直關係密切。賀叔叔説：有這事？電話説：聽説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賀叔叔沉默一陣，嚥下很重一口氣和唾沫，一字一句説：沒有的事。
電話堅持追查：你文革中沒捱過打？不是打斷你、一根手指。
賀叔叔説：打我的人不少。哪裏記得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