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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想而知從此往後。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後又回到旅館,賀叔叔用他的權勢為他找了間最靜雅的小房。並向所有服務員打招呼;非請莫入,一部重大文學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徹底的破裂,他們仍天天在飯桌上淡淡地談話,談遙遠的北京西單民主牆和“星星書派”。有時那個三十九歲的文學講習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發地加入他們或深或淺的討論。我媽媽從來沒如願同她來一番語言決鬥,因為賀叔叔一句話就可以使旅館成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寧,去寫賀一騎的故事,賀一騎在獄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記”。
賀叔叔甚至比過去更著名,不斷被請到電台和電視台,講些他“流放”的趣聞,透露他下一部鉅著的規模,它將代言那個莊嚴謬誤的時代。他還偶爾出國;中國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一九八零年九月,從法國回來的賀叔叔在旅館的院子裏看見一個二十九歲的少婦迎着他走來。一身編素,是那種看透各種豔麗顏色之後的單調陰沉。他皺起眉,眼睛從老花鏡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婦開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過的,就在他和我爸爸離亂後重逢的那個早秋的黃昏。又是黃昏黃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親的手跡,無可挑剔的、世代相傳的嚴體小楷,共有六十萬個字——幾百萬個橫、豎、撇、捺。賀叔叔一邊讀一邊以一支紅鉛筆在稿紙空白處寫下意見。他此時看出少婦是衝他來的。少婦叫一聲:賀叔叔好久不見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剛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賀叔叔意見很大,紅鉛筆塗得稿紙頁頁掛彩。我爸爸只得重新來。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盤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邊,為騰出空位讓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認不出來了,女碩士了嘛!
我説: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樣。我裝得爛漫無知。
他説:這一稿他寫得不錯,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來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這一代作家裏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個。
我緊咬牙關,他當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來背叛去卻無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動不動就作痛的良知、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