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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來了，從美國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結束了十個月的國外生活，或叫它訪問、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來了：創作時固有的生活習慣、生命狀態、生物鐘點。我的早晨是許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氣要在半小時後才會來。長久以來我就是這麼一個地道的笨鳥，除了頭一個飛出林子別無指望。第一件事是關掉電話鈴，到午飯前，無論火警匪警我都是渾然。我在十幾平米的空間踱步，像那種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上班的人，還像一頭心事重重、儘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驢。我極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極怕拾起那支筆，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牀，匆忙梳洗，進了練功房卻極怕換上舞鞋，極怕把腿擱上把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筆，一旦穿上舞鞋，我就會把自己傾榨到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再也掄不動一下腿。
有時會鄙夷地問自己，這樣慘淡經營地寫出幾部長篇小説，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間，不做飯，不聽音樂，不去領免費但需排大半天隊的軍用罐頭呢？周圍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該寫信了，該洗衣服了，該吃頓像樣的飯了。
同時又懊悔得要命：在鏡子前多站了幾次；晚飯吃掉一小時，因為在會堂與人陷入了一個興奮的話題；本來只看新聞卻順勢看了個挺噁心的電視劇；原想學“託福”結果捧了本英文小説直讀到睡覺。精打細算的一天時間全砸了，這個人貌似勤奮刻苦卻仍是個渾渾噩噩的東西。每時每刻我都對自己有這樣多的不滿，搞得本來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難與自己相處。
有人曾經跑來對我説：你呀，你知道你怎麼回事嗎？”他猶豫着，一面判斷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你太想出名！”
“對極了！”我立刻説。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話一下子沒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訴他我從四歲就醉心功名。那時我的母親常帶我去參加一週一度的詩歌會，那是個雲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當一個著名詩人上場時氣氛一下就不一樣了；每個人的笑都顯得可憐巴巴，每個人明明在捧場卻都含着微量的敵意。當時我想，當一個大名人多麼好啊，起碼比當我父親這樣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為一箇中流名人暗裏追求成功，明裏卻得追求淡泊，必須掌握大量哲理，擺出大量姿態，向自己和向別人否定這個追求，最終剩下的精力和時間只夠讓他位居中流。
一個美國青年對我説：“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這些成功的可能性裏包括我被競選為總統。”一個台灣少婦告訴我：“為了做一個最成功的太太，有時我都累得沒有命了！”一個新加坡華人説：“一個國家的成功是無數個人成功相加起來的。”我很想告訴他們我們始終被教育着去儘量忽略個人成功，但面對着無論是相同人種還是不同人種，我都生怕講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