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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這是我姨媽孟書娟和她的同學們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齡才一個月,是從家門口的紅薯地裏直接給拉進兵營,套上軍裝的。套上軍裝當天,他得到一把長槍,一條子彈帶,然後被拉到打穀場上,學了幾個刺殺動作,操練了幾個射擊姿勢,就被拉到了南京。他連一槍都沒有撈到放,因為長官説子彈太金貴,都留到戰場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戰場上也只撈到放幾槍,就掛了彩,整個大部隊投降的時候,他還不太明白他的軍旅生涯已經結束了,他十五歲的一條命,也差不多結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傷很重,捱了四刀,膝蓋後面的筋被扎斷了,因此這條腿像是他身體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無力而礙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槍殺,以及他們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問才問出來的,最開始,戴少校一問他,他便説:“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沒那麼窩囊過!”或者説:“啥也不記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點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訴少校,酒當然是教堂浮財,是女人們偷出來給軍人們的,那個時候軍人們和女人已經處成患難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講給了法比,法比又轉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媽書娟以及其他女學生聽到,已經掐頭去尾,支離破碎。書娟大起來,又碰見已經辭退神職的法比,阿多那多,從法比那裏又聽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時,法比講出來的故事是經過他的記憶和想象編輯的,故事不連接的地方,被他多年來掌握的有關那場戰爭的宏觀知識填補了。並且,在法比把這故事講給成年後的書娟之前,已經給無數人講過,在講述中故事不斷被完善和邏輯化,所以書娟在八十年代聽到老年法比講的故事,就比較豐滿,甚至文學化。
故事是這樣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隊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後一個人”之後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總指揮部的聯絡。就是説,他們的長官不知道接下來去往哪裏打、怎麼打,也無法知道敵人的進攻方向。長官們還不知道,他們已被更大的長官出賣了,前線稍微先進些、完好些的無線電裝備,此刻已經被裝上車船,往後方運送。一支三百架飛機的空軍部隊,是蔣總統唯一的空中戰鬥力量,因此也讓他當做政府偵察的敵軍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發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調來的,失去無線電為他們彼此聯絡,誰也不知道該配合誰、增援誰,有的部隊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敵人破城了,但是傷亡過重,彈藥耗盡,而就在他們附近的友軍因為毫不瞭解情況,把增援的機會錯過了。
在該增援友軍而按兵不動的部隊中,有個三十歲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軍的陣地,從他們身邊大踏步進入城市,他們才意識到他們是一盤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來,他們和敵人稀里煳塗地交錯過去。夜裏,他們被自己的長官出賣了。上尉以上的軍官都天黑之後跑光了。清晨來了一架日本直升機,還有個漢奸在大喇叭裏喊話:“中國士兵們,大日本皇軍優待俘虜!只要你們放下武器,等着你們的是大米飯、熱茶和皇軍的罐頭魚肉!……”到此刻,中國士兵們已經三四天沒聞到大米飯的味道了。飛機圍着山頭轉,山坡上的柏樹下,都是仰着頭的中國士兵。過了一會兒,飛機轉回來,大喇叭裏的漢奸變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頭喝了一支中國歌。飛機再次轉回來時,滿天都是白紙張、黃紙張、粉紅紙張。中國士兵撿起那些紙張,有個別認字的人説:“這是日本人撒的傳單,要咱投降!”有識字識得多的,便説:“這上面説了,保證不殺不打,保證有吃有住,還説只要抵抗就剿盡殺絕。南京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投降了,都是在受優待呢!”還有一張傳單不那麼客氣,説日本皇軍的等待不是無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點還不投降,什麼都晚了。
夜裏,中國士兵們把各種可能性都討論了。李全有是他們連隊的班長,向排長提出,可以化整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運氣。排長説:“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個上士班長説:“咱拿着這些傳單,要是日本人説話不算數,咱能找他評理,這些傳單白紙黑字,都是憑據!這兒還印着他們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賴不成?!”
有的傳單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條例:第一,把武器蒐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連列成隊伍,打頭的舉白旗——白色牀單或白色襯衣都行;第三,每個士兵軍官都必須把雙手舉過頭,從隱藏的地方走出來,日本軍隊提倡秩序,擾亂秩序者一律嚴懲。
李全有一口乾糧都沒有,但煙還有半袋。他裝了一鍋又一鍋煙,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隊一塊投降,還是悄悄貓下來,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會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煙,相互讓着,又潮又冷的氣息被密實的松樹、柞樹吐出,在夜裏灌進幾千個餓漢的血肉,唯有抽煙能給他們一點舒適。
他們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們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滿坡密密麻麻的煙頭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懼:這畢竟是一個壯大的軍事集體,萬一傳單散佈的詐降失敗,是很難對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