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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這是我姨媽孟書娟和她的同學們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齡才一個月，是從家門口的紅薯地裏直接給拉進兵營，套上軍裝的。套上軍裝當天，他得到一把長槍，一條子彈帶，然後被拉到打穀場上，學了幾個刺殺動作，操練了幾個射擊姿勢，就被拉到了南京。他連一槍都沒有撈到放，因為長官説子彈太金貴，都留到戰場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戰場上也只撈到放幾槍，就掛了彩，整個大部隊投降的時候，他還不太明白他的軍旅生涯已經結束了，他十五歲的一條命，也差不多結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傷很重，捱了四刀，膝蓋後面的筋被扎斷了，因此這條腿像是他身體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無力而礙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槍殺，以及他們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問才問出來的，最開始，戴少校一問他，他便説：“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沒那麼窩囊過！”或者説：“啥也不記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點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訴少校，酒當然是教堂浮財，是女人們偷出來給軍人們的，那個時候軍人們和女人已經處成患難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講給了法比，法比又轉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媽書娟以及其他女學生聽到，已經掐頭去尾，支離破碎。書娟大起來，又碰見已經辭退神職的法比，阿多那多，從法比那裏又聽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時，法比講出來的故事是經過他的記憶和想象編輯的，故事不連接的地方，被他多年來掌握的有關那場戰爭的宏觀知識填補了。並且，在法比把這故事講給成年後的書娟之前，已經給無數人講過，在講述中故事不斷被完善和邏輯化，所以書娟在八十年代聽到老年法比講的故事，就比較豐滿，甚至文學化。
故事是這樣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隊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後一個人”之後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總指揮部的聯絡。就是説，他們的長官不知道接下來去往哪裏打、怎麼打，也無法知道敵人的進攻方向。長官們還不知道，他們已被更大的長官出賣了，前線稍微先進些、完好些的無線電裝備，此刻已經被裝上車船，往後方運送。一支三百架飛機的空軍部隊，是蔣總統唯一的空中戰鬥力量，因此也讓他當做政府偵察的敵軍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發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調來的，失去無線電為他們彼此聯絡，誰也不知道該配合誰、增援誰，有的部隊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敵人破城了，但是傷亡過重，彈藥耗盡，而就在他們附近的友軍因為毫不瞭解情況，把增援的機會錯過了。
在該增援友軍而按兵不動的部隊中，有個三十歲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軍的陣地，從他們身邊大踏步進入城市，他們才意識到他們是一盤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來，他們和敵人稀里煳塗地交錯過去。夜裏，他們被自己的長官出賣了。上尉以上的軍官都天黑之後跑光了。清晨來了一架日本直升機，還有個漢奸在大喇叭裏喊話：“中國士兵們，大日本皇軍優待俘虜！只要你們放下武器，等着你們的是大米飯、熱茶和皇軍的罐頭魚肉！……”到此刻，中國士兵們已經三四天沒聞到大米飯的味道了。飛機圍着山頭轉，山坡上的柏樹下，都是仰着頭的中國士兵。過了一會兒，飛機轉回來，大喇叭裏的漢奸變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頭喝了一支中國歌。飛機再次轉回來時，滿天都是白紙張、黃紙張、粉紅紙張。中國士兵撿起那些紙張，有個別認字的人説：“這是日本人撒的傳單，要咱投降！”有識字識得多的，便説：“這上面説了，保證不殺不打，保證有吃有住，還説只要抵抗就剿盡殺絕。南京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投降了，都是在受優待呢！”還有一張傳單不那麼客氣，説日本皇軍的等待不是無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點還不投降，什麼都晚了。
夜裏，中國士兵們把各種可能性都討論了。李全有是他們連隊的班長，向排長提出，可以化整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運氣。排長説：“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個上士班長説：“咱拿着這些傳單，要是日本人説話不算數，咱能找他評理，這些傳單白紙黑字，都是憑據！這兒還印着他們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賴不成？！”
有的傳單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條例：第一，把武器蒐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連列成隊伍，打頭的舉白旗——白色牀單或白色襯衣都行；第三，每個士兵軍官都必須把雙手舉過頭，從隱藏的地方走出來，日本軍隊提倡秩序，擾亂秩序者一律嚴懲。
李全有一口乾糧都沒有，但煙還有半袋。他裝了一鍋又一鍋煙，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隊一塊投降，還是悄悄貓下來，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會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煙，相互讓着，又潮又冷的氣息被密實的松樹、柞樹吐出，在夜裏灌進幾千個餓漢的血肉，唯有抽煙能給他們一點舒適。
他們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們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滿坡密密麻麻的煙頭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懼：這畢竟是一個壯大的軍事集體，萬一傳單散佈的詐降失敗，是很難對付的。
